第509章 恍若隔世

巴雅尔坐在窗前，案头摊着几张墨迹未干的纸页。

这些考题是他花了银子，从考场的考生手里一份份收来的。

多数考生肯卖题目，却死活不肯写下自己的答案。或是怕泄露底细，或是答得实在拿不出手。

可即便只有题目，也足够让他对着这几张纸叹气了。

这哪里像是一场初级铨选该有的水准？

没有经义帖括，没有诗赋限韵，通篇都是直指实务的策问与律算，字字句句都透着股不讲情面的苛刻。

他手边另压着一张窄条，上面记着一行小字：初试合格，六十三人。

后面还有一场专科考试，按这个筛法，还要再剔掉一批。

算下来，真正能补进衙门的，撑死不过四五十人。对于一个草创未久的政权而言，这点人手连撑起一副骨架都嫌单薄，更遑论治理一省之地。

巴雅尔的指尖在纸面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
岭南偏安，不过是占了天时地利的便宜。

如今大顺朝廷内忧外患，自顾不暇，才容得他们在这南陲之地“瞎折腾”。

可但凡中原稍定，或是江南那边腾出手来，这套松散的架子恐怕撑不了多久。

他甚至断定，真到那时，最先垮掉的不会是城墙，而是内部。

毕竟靠几十号新晋吏员和一套尚未磨合的章程，根本压不住底下盘根错节的旧势力。

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摇摇欲坠的框架，手里的军械火器却意外厉害，半点不像草台班子该有的模样。

文武之间的割裂感太强了。强得不合理，也强得不安心。

他的目光重新落回那几张抄录的考题上。

这岭南的水底下，一定还藏着什么他没摸到的东西。

南越城东，承新书院。

就在初试放榜后的第二天，山长孟鹤年便把书院里几个参加了考试的学子叫到跟前，让他们把考题和各自的答案默写出来。

学子们领命去了，次日便交来一叠纸。

孟鹤年拿到那叠纸时，心里其实已有了几分猜测。

他把纸页在案上摊开，拈起第一张，看了一眼，搁下；又拈起第二张，看了两眼，搁下；第三张还没看完，他便把手收了回来，靠在椅背上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
没有四书五经的默写填空，没有诗词赋比兴的命题限韵，甚至连一道“释义”或“阐发经义”的题目都没有。

整场考试只有两道题，且两道都是直指实务的策论。

张先生进来时，正看见山长对着那叠纸发愣。

他走过去拿起一张看了一眼，眉头立刻拧成一个结：“治吏役之道？这是什么考题？四书里哪一句教人怎么管吏役的？”

陈先生也凑过来，接过另一张，扫了两行便叹了一声：“连一句‘子曰’都没有。通篇都是账目、律条、权责划分……这算什么科举？”

孟鹤年没有接话。他伸手把那叠纸又拉回来，开始看学子们自己写的答案。

前面几份写得中规中矩，引了几句《大学》《中庸》里关于“正心”“修身”的话，无非是“吏役贪腐，在于其心不正，当以教化导之”。

他看到这里，眉头微微动了一下，没有说什么，继续往下翻。

直到翻到后面，他看到一份字迹工整的卷子，上面写着：

“县官如流水，吏役如磐石。欲治其弊，当先限其任、分其权、明其赏罚，使吏知今日之权非世袭之业……”

他停下目光，读了两遍。

他认得这个字迹，是那个叫黄彦的学生写的。

这孩子平日里话不多，在课堂上也不怎么提问，孟鹤年对他的印象，不过“稳重”二字，倒没想过他能写出这样一份答卷。

张先生还在旁边说：“这不是读书人该干的事，让他们想，是不是太为难这些学子了？”

孟鹤年忽然开口，打断了他：“老张，你看看这份。”

他把黄彦的卷子推过去。

张先生不情不愿地接过来，扫了两行，又扫了两行，眉头那个“结”慢慢解开了一些，又拧成另一种形状。

“……他连新律条文都引出来了。”张先生的声音低了下去。

这新律他都没背全。

将卷子放下，他又拿起桌上贴的榜单抄本。

找到一个人，将他的卷子翻出来看。

“褚阳徐……这个人的律法卷，写得不错，还提到了给无辜妻小留口粮的事……”

他叹了口气，“……孟兄，你说现在王府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孟鹤年没有立刻回答。

窗外传来书院里学子们晨读的声响，朗朗书声穿过窗棂，依旧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句子。

可那声音落在耳中，忽然就有了些不一样的重量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：“以前我们教学生，是教他们怎么做‘君子’。

君子修身齐家，心怀天下。

可天下事不是光靠‘心怀’就能做成的。如今王府要的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。”

他停了停，又说：“黄彦这份卷子，好在不是说理说得漂亮，是他真的在想‘这件事该怎么办’。

褚阳徐那份也是，他没空谈仁恕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看向两位同僚：“把这几个上榜学子的卷子誊抄几份，让书院里的学生们都看一看。”

他的声音比方才沉了些，“要让他们知道，往后想在岭南谋个一官半职，光会背圣贤书，已经不够了。”

顿了顿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张先生，明日课上讲一讲吧。就讲黄彦这份卷子。”

张先生张了张嘴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最终却没有拒绝。

他只是低下头，又把黄彦那份卷子拿起来，重新看了一遍。

孟鹤年也没有再说话。

他靠在椅背上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案上那叠纸的边缘。

他在承新书院教了三十年书。

三十年里，他看着一茬又一茬的学生进来，背着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学着做诗赋、写经义，然后走出这道门，或中举为官，或落第归乡。

他以为自己这辈子要教的、该教的，就是这些东西。

可如今，那些他烂熟于心的章句，那些他反复叮嘱学生要揣摩的圣贤微言，在新考的尺子面前，忽然就变得轻飘飘的。

一股难以言说的不甘从他心底涌上来，像堵在胸口的棉絮，吐不出也咽不下。

难道他三十年心血浇灌出来的学问，在新朝的考场上，竟毫无份量？

可若他还守着旧日的教法，用不了三五年，承新书院的门前就会冷清下去。

可变又谈何容易？

他不是不知道实务的重要，可他教了一辈子经义，自己也没在县衙里磨过一天案头。

这些书本里读不来的东西，是他这个山长也给不了的。

若真要改，改什么？怎么改？请谁来教？他自己能不能先学会这套新学问？

他攥紧了案上那叠纸的边缘。心里有两个声音在撕扯：

一个叫嚣着，信了半辈子的东西，怎能否认？

另一个让他识时务，不为他自己，也得为那些信他、靠他指路的学子。

他望着窗外晨读的身影，那些朗朗书声依旧清亮，可落在耳中，竟有了几分恍如隔世的滋味。